與楊衛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幾乎與他們同一時間，陳氏父子也因爲國情的原因，在事業上飽受磨難。

　　他們父子倆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與子》，落入了一個難解的窘境裏。

　　幾乎差一點就灰飛煙滅，被徹底毀了。

　　說起這個系列的喜劇電影，在我國電影史上所佔據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達了一個叫“二子”的京城底層小人物，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歷社會鉅變時，種種的無所適從。

　　在電影裏，這個似乎就活在人們身邊的角色，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質樸的天性，尋找着自己不確定的命運。

　　正因爲這個人物的言行都是從老百姓認可的價值角度所出發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視角，真實的記錄下了當時社會飛速變化的時代狀態。

　　這一系列電影的影響和價值，完全可以與日本那號稱最長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過實際上呢，作爲這一系列電影的主創者。

　　陳氏父子在創作之初，可沒有這麼明確的目標，如此高瞻遠矚的抱負。

　　其實他們想拍攝這一系列喜劇電影的真正原因，不過是因爲人民羣衆需要喜劇罷了。

　　陳老爺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這種真誠、質樸的想法，纔是他們爺倆最根本的創作動機。

　　此外，或許還有個不能訴之於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陳老爺子的心裏，喜劇將是比較安全的領域。

　　沒別的，“運動”中的親身經歷，讓陳老爺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麼可能把反派演得那麼好？”了。

　　他既不願重蹈覆轍，更不願自己兒子以身涉險。

　　於是從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門心思認準了喜劇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過願望雖然是好的，但許多客觀問題需要面對，“東方卓別林”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比如說，當時共和國的電影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

　　想要拍攝一部電影，必須由電影廠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劃。

　　經由國家批準，才能組織編劇、導演、攝製組，進行生產。

　　影片完成後，還要接受電影局審查。

　　最後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才能在全國的影院裏發行放映。

　　另外意識形態上，喜劇片也不受待見。

　　在當時，陳氏父子以娛樂性爲主的喜劇創作嘗試，不僅顯得太過超前，很有些“離經叛道”的味道。

　　況且以片種而論，哪怕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喜劇片”，地位也遠低於“藝術片”。

　　說白了，如同公務員一樣存在的電影從業人員，從上到下，只關心藝術成就和能否拿獎。

　　根本沒人在乎人民羣衆是否喜聞樂見，沒人在乎喜劇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經濟利益。

　　甚至當時的一些導演拍的藝術片是刻意去遠離羣衆生活的，他們反倒以票房高爲恥。

　　所以在我國的電影業內，喜劇電影的存活空間一直都很尷尬。

　　事實上，要不是陳老爺子是京影廠的黨委成員，有一定的小權力。

　　不惜倚老賣老，舍了面子，親自抓了《瞧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劇本。

　　這兩部影片壓根就不會出現在京影廠的拍攝計劃內。

　　自然也就不會有“二子”這個經典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衆們面前了。

　　其實，就連《喫麪條》這部小品也是一樣的。

　　定節目的時候，就因爲這個節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爲顧忌不太嚴肅，缺乏思想性，沒人敢拍板讓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會經驗豐富的“紅葉”，一直厚着臉皮拉着陳培斯在沒被承認的情況下，堅持蹭車、蹭房參加“春晚”排練。

　　再加上黃導格外看重，最後關頭，他像當初支持谷依一樣的力挺這個節目。

　　如此經典的曲藝節目，恐怕也會無緣與全國的老百姓相見了。

　　由此可知，在這個特定的年代，陳氏父子要想把他們的喜劇真的搞成系列電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艱鉅的困難。

　　別的不說，拍攝之初，這“求名分”的一關就先把父子倆給難住了。

　　因爲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響和熱度，可沒用。

　　老爺子爲了前面拍的兩部片子已經欠下兩筆人情債了。

　　短期內還想繼續拍攝喜劇片，是不可能再獲得京影廠支持的。

　　而陳培斯又是隸屬“八一廠”的演員。

　　軍隊製片廠對拍攝內容的要求更加嚴肅，壓根就沒有喜劇片的名額。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給自己的電影弄“準生證”。可惜上趕着不是買賣啊，求人哪兒是那麼好求的？

　　這個過程註定會受到歧視，甚至是飽含屈辱的。

　　像去年，陳培斯和“紅葉”還沒走紅的時候，曾特地坐火車帶着他們自己做的劇本遠赴“西影廠”。

　　卻沒想到，那個因支持藝術片爲“第五代導演”們集體感唸的西影廠廠長，甚至都懶得出來見他們。

　　只派一個副廠長很隨便的翻了翻劇本，就明確的做了回絕。

　　“這類電影我們不做。”

　　再往後，陳培斯和“紅葉”無一例外都撞上了這樣敷衍的軟釘子。

　　於是回去之後他們疲憊不堪的一商量，只能迫於無奈地採取“先上車後補票”的辦法。

　　那就是去外面想辦法拉來投資，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攝電影再說。

　　他們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來的運氣上。

　　認爲或許拍完了電影，“名額”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準人家也是怕給了“名額”，他們再提出資金和演員的要求，這才藉口推脫的。

　　也正是因此，隨後纔有了“紅葉”和陳培斯藉着洪衍武婚禮賣人情，然後請客喫飯找他拉贊助的事兒。

　　可誰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來了投資吧，劇組也憑着四處求人攢起來了。

　　他們甚至在年初的時候，還憑藉《喫麪條》擁有了名氣，讓他們的電影前景變得更有保障了。

　　但偏偏到了現在，電影開拍過半，卻飛來橫禍，他們居然被人舉報到了電影局那裏。

　　上面馬上勒令停止，不許他們再拍了。

　　這一下陳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

　　他們四處尋求門路啊，想要疏通關係，取消這個限令。

　　可負責處理這件事的主兒，卻耍上了官僚主義那一套。

　　咬死了政策，口口聲聲說任何電影必須掛靠電影廠才能拍，否則就是拍出來也不予發行。

　　還說看在陳老爺子是個老同志的面子上，纔沒有嚴肅追究攝製組所有人員的責任。

　　這已經算是寬大處理了呢。

　　眼瞅着就要“師出未捷身先死”。可泥人兒也有三分土性啊。

　　說句實在話，身爲父母的，就沒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往往牽扯到自己的事兒或許能忍，可看見孩子的心血就要付之東流，當爹媽的是忍不了的。

　　所以陳老爺子得到這個不講情面的反饋，也是真動了肝火了。

　　老頭兒索性豁出去了，直接跑到電影局拍了桌子。

　　沒想到這看似不顧身份的莽撞之舉，卻奏了奇效。

　　敢情老爺子別看是靠反派成名的，但現實生活裏人緣好啊。

　　這事兒一鬧大吧，讓不少影壇的老同志都看不過去了，有過問的，有求情的。

　　讓電影局礙於情面，反倒不能不放這部電影一馬了。

　　這樣最終，電影局就決定讓“中影公司”收了這“沒孃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國有史以來唯一沒有廠標的電影。

　　可即使如此，陳培斯也高興不起來啊。

　　因爲首先，這麼折騰了一個溜夠，停演了個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設備還得重找，經濟損失實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組織起班子把電影拍完，資金又不夠了。

　　其次，是電影局這次收購《父與子》純屬無奈，同時還下了“下不爲例”的警告。

　　這樣陳培斯已經創作出來的第二部續集的劇本，肯定就沒法再用這樣的辦法拍攝了。

　　所以他還得再去求人，給他的第二部電影要“準生證”。

　　而參與一同創作的編劇，專爲此事找到了“長影廠”那邊。

　　“長影廠”倒是覺得劇本有潛力，表示同意接拍。

　　但卻又否定了父子搭檔的這種喜劇模式。

　　他們要求電影必須展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說不能以喜劇人物爲主角，一定要是一個正面的人物。

　　因此決定要把劇本改成政宣劇，連電影也要改名叫《嘿，哥們》。

　　這樣，陳培斯便面臨着一個怎麼都窩心的艱難選擇。

　　到底是要讓自己的心血徹底白費？還是把“孩子”送給別人，由着人家去任意打扮？

　　最後，就連“八一廠”都開始給陳培斯施加壓力。

　　說今後不許他在外面折騰了，要求他好好專注本職工作。

　　而陳培斯的處理方式正如他所扮演的“二子”似的，特別直截了當。

　　居然主動扔了鐵飯碗，連授銜和分房的名額都不要了，毅然決然從“八一廠”轉業。

　　爲了堅持喜劇的理想，就連當初錄取他的“田阿姨”勸他回心轉意，他都沒動搖。

　　只是父親雖然理解他，可家裏的媳婦卻不幹呢。

　　老婆哭了好幾天了，說他是“名滿天下，卻身無片瓦”，很爲今後的日子發愁。

　　這下陳培斯倒是有點含糊了。

　　因爲雖說他眼下能靠着“走穴”撈錢，可畢竟不穩定。

　　而且一直負責組織演出的“大貓”（劉曉芩）都出事了，似乎就要因爲“走穴”被嚴懲了。

　　那這事兒今後還能不能幹，能幹多久也就說不準了。

　　他也怕有個萬一，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