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些方言諺語,就成了許慎《說文解字》裏說這些字都是“從工聲”的側面證明。

那到底當時的讀音是什麼樣的呢?那就得一步一步倒着往前推了,在推到漢代之前,要先將明音,宋音,唐音論證清楚。

這就分別要去和《洪武正韻》,《廣韻》《集韻》,《唐韻》《切韻》像結合,找尋證據了。

比如《平水韻》裏的“一東”,韻母和普通話的後鼻音“ong”一樣,而“二冬”,韻母其實類似“o”+“ong”,這個讀音在吳語,閩南語,客家話,粵語裏都有普遍保留,因此“一東”“二冬”,在方言裏是十分容易區分的。

每個韻部都不止一個字,所以這些字的發音還可以相互佐證,再結合各地方言樣本,能夠較爲方便且科學地推斷出這些文字的古代讀音。

當然了,這問題要是僅僅這麼簡單的話,那也輪不到當做博士課題來做,這中間有許多的問題。

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韻書本身與時代脫節的問題。

就好比《紅樓夢》,絕大多數繪本裏都會採用明代的服飾衣貌,都是以明代爲背景,其實呢,從字裏行間還是能夠看得出來,曹雪芹是根據清代的社會爲基礎,所進行的加工。

《水滸傳》同樣如此,寫的是宋朝的事情,但是其實參考了很多明代的社會結構內容。

《西遊記》就更好笑了,唐僧師徒走遍萬里,投宿化緣國王宴請,在哪兒喫到的都是中餐。

韻書是文人收集整理的,他們收集整理韻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吟詩作賦,進行韻文的創作。

而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追古”又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這個習慣就算到瞭如今也是如此,一個高中生能夠用古文文體,或者用甲骨文,篆書作高考作文,先不說寫的水平怎麼樣,新聞肯定是要舉國轟動的。

因爲這個習慣的存在,就導致了韻書的歷代作者,更喜歡重視考證總結前代的聲韻規律,而將本朝的聲韻丟在一邊。

研究前代聲韻,叫“雅事”,研究當代聲韻曲調,叫俗不可耐,就好像搞古典樂的大家都認爲高雅,而唱流行樂的天生就低了唱歌劇的一頭,大致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這就給後人釐清那些韻部哪些是時代特徵,哪些是前代規律,製造了很多疑點。

比如在古人筆記裏的童謠俗語順口溜,佛經偈語,應時小曲,其聲韻多半就是依照的“時韻”,而當時文人的詩詞,駢文,則多半依照的古韻。

如果不將之辨證地看待,毫無疑問就會陷入到邏輯混亂當中。

除此以外還要考慮的一點,就是古代“方言”和“官話”的差異。

明代的記錄裏,就有皇帝聽不懂面聖官員口裏難懂的福建話,廣東話而頭痛不已的情況。

所以古人筆記裏的童謠俗語順口溜,佛經偈語,應時小曲,甚至一些刻意使用方言韻味創作的文學作品如竹枝詞等,其韻律還有地域分佈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拿“官話”,“正韻”取套接,不然同樣會陷入到邏輯混亂當中。

把這些都考慮完了,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被前輩們給帶到溝裏去。

很多留下著述的前輩們,都是學問大家,但是學問大家也不見得所有觀點都對,尤其是國文,國學,牽一點而動一片,誰也不敢就說自己能夠將所有的點,所有的面,都考據完全了。

隨便舉一個例子,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史學研究專家中,就曾經掀起過一股疑古思潮,由此產生“古史辨派”。他們對司馬遷《史記》裏記錄的商王世系表,就提出了嚴峻的質疑。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顧頡剛,他在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想做一篇論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正式挑戰以往的古史書寫。

在那封關於古史演變的信件當中,顧頡剛指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是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第二是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是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

的最早狀況。

顧頡剛認爲這是不合理的,是可疑的,受此思潮的影響,中國上古史體系面臨着空前嚴峻的挑戰。

新文化運動另一大佬胡適則在致顧頡剛的信中建議:“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走上了科學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國信史被縮短到兩千五百多年。

顧頡剛是什麼人?那是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建國前的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誌社總編

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後的科學院、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

長期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負責校點《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

歷史地圖》等,對中國的文史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這樣的人能夠提出質疑的觀點,那就必然是嚴密的,周盡的,經得起質疑的。

至少在當時的學術界,能夠辨得過他老人家的學者,基本沒有。

但是這些辨析和認知,都是依託於當時的史料記載,以及嚴密的邏輯推論之上的,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一片甲骨驚天下,帶有商王世系表的地下文物出土,極大地豐富了文史研究的證據,甚至推翻了當時學界對於史

記商王世系的質疑。

這也是文科和理科的重要區別,理科和文科的研究其實都講求邏輯,但是邏輯分作了前提和推論兩個部分。

文理之間的區別,就是理科在相當大的範圍裏,其邏輯前提是完美的,周盡的,比如數學,它的前提就是1加1等於2,其它所有的公式,都是基於這一前提擴展出去的。

又比如歐式平面幾何,其實就是直線公理,公理,角公理這三個認定的前提上推到出來的。

除非你從平面躍遷到立體,這前提纔會被打破,否則就是完備的。

文科的最大特點,就是邏輯前提的不完備,而不同的前提,哪怕使用相同的推理,能夠得到的結論也是不一樣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