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江西剿匪
、1933年，坐在國府議事廳裏的姜瑞元，心情並不好。日本的軍事行動已經推進到了長城北部與東部一帶。國內也不消停，紅（men）嘴裏說要聯合抗日，實際卻是一點誠意也沒有，還在搞暴力**這一套。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剿赤”連遭敗績，而在此事上姜瑞元苦無良策。正值眉頭緊鎖之際，楊永泰來了，他及時呈上一道“出師表”，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老辣毒計。
在姜瑞元的智囊圈子裏，楊永泰集書生之精誠與官場經驗於一身，除陳布雷外，最合他的口味。因此，姜瑞元對他欣賞至極，以賓師之禮相待，事無鉅細，必與之商議而後行，常深夜召見，作徹夜長談。
對於姜瑞元的破格重用，楊永泰感恩不盡。他抱定“士兵爲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使出渾身解數爲姜瑞元出謀劃策。
楊永泰初出茅廬，便向姜瑞元縱論天下大勢，以一道“削藩策”，深得姜瑞元讚賞。說起“削藩”，主要還是要講中原大戰。
1930年3月，鹿鍾麟、商震、白崇禧、張發奎等第二、三、四集團軍57個將領通電全國，一面歷數姜瑞元的十大罪狀，要其還政於民，一面推舉閻錫山爲中華民國陸海空總司令，聯合反姜。
這樣，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爆發了。跟隨姜瑞元左右的楊永泰，不慌不忙地向姜瑞元出着主意。
首先是採取陸戰爲主，空軍協同的戰術，威懾聯軍。其次在於“銀彈”外交，瓦解馮煥章的西北軍。最後還要不惜一切代價，拉攏取觀望之勢的東北軍張漢卿。
就這樣，在當時面臨巨大困境的姜瑞元立即派吳鐵城和張羣攜鉅款到東北，極力拉攏張漢卿助姜討伐閻、馮。並且重金收買了馮的部將劉恩茂，誘捕馮軍豫東前線總指揮萬選才，在戰略佔了主動。
經過5個月的激戰，中央軍大獲全勝，閻避居大連，馮移居汾陽。山西晉軍被舉兵入關的張漢卿加整編，西北軍則被姜瑞元化整爲零，一個個喫掉，僅僅保留了一個被改編的二十九軍。
這樣，馮煥章苦心經營二十多年的西北軍土崩瓦解了。
姜瑞元採納楊永泰的“削藩策”，只用了三年時間，就達到了“削藩”的目的。就是這樣，他才躊躇滿志的得意了起來。
要不是日本的突然發瘋，**政府與德國的軍事合作，卻是可以增強軍事力量，鞏固政權的穩定。也不至於在力量沒有凝聚起來之前就被養精蓄銳的日本打得七零八落。
爲了進一步博得姜瑞元的信任，楊永泰潛心研究姜的思想作風和生活習慣，甚至把姜喜歡的王陽明、曾國藩的著作，買回來朝夕揣摩。這也是常理，不明晰主君的心思如何能獲取信任並且在旁謀劃？
新軍閥混戰，爲中國紅（men）赤軍的武裝割據創造了有利條件。到1930年年底，全國赤軍已傭有中央、閩、浙、贛等大片根據地和10多萬人。在日本大舉入侵東北之後，姜瑞元更是對此如芒在背，如坐鍼氈。
中原大戰纔剛結束不久，軍隊尚且來不急修整，躊躇滿志的姜瑞元便舉兵南進，開始向紅（men）領導的赤化根據地大舉進攻。
然而，因爲輕視敵人，並且出徵的軍隊既不是主力，又因爲連綿大戰而軍心疲憊，最終在面對赤匪時損兵折將，連連敗北。
1930年10月，姜瑞元調動10萬大軍，對江西赤色軍事區進行第一次“圍剿”。在南昌行營的會議上，姜瑞元做着戰前動員：“當年曾國藩是力行禮義廉恥，保衛家鄉，消滅長毛復興清室的儒家名將。我們要學習曾國藩，要以曾國藩爲榜樣，此次剿匪，我們**黨地方黨部要加強剿匪宣傳，要喚醒民衆。政府要澄清吏治，要安定鄉村，大家齊心協力，堅決消滅紅（men），三個月後，江西仍是一個平靜的天下”
可令他惱怒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大軍連紅軍的影子還沒到，便被打得狼狽而回。第一次圍剿失敗，令金陵國府上下一片驚慌。姜瑞元甚至派何應欽赴南昌，率領20領萬大軍對江西赤區再次進行“圍剿。,
但第二次“圍剿”仍以**黨軍隊的敗北而結束，在軍事上沒啥真本事的何應欽也是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接連兩次大敗，令姜瑞元極爲氣惱。1931年6月，**黨三屆五中全會議決，命令黨內各級黨部全力協助軍政當局限期剿滅紅（men）赤軍。
會議結束後，姜瑞元帶着邵力子、楊永泰、陳銘樞和熊式輝等一大批文臣武將，來到南昌行營，親自調度指揮30萬大軍進行第三次圍剿。
接受前兩次失敗的教訓，姜瑞元組成一元化的黨政軍領導，實行剿撫兼施計策。他專（men）在南昌成立黨政委員會，親自兼任委員長，氣勢洶洶地向江西蘇區進攻。然而這次由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仍然敗北了。
1932年春，第二次上臺的姜瑞元回南京主政後，日夜思慮如何剿滅紅（men）的問題。他實在想不明白，爲什麼三次作戰都是連連敗北？他更不明白，自己指揮的第三次“圍剿”爲什麼輸得那麼稀裏糊塗。
在他看來，各地“諸侯”人馬那麼多，都被他逐一剷除，而紅（men）赤軍就那一點人馬，圍剿起來應當不成問題，可到底爲什麼一經接觸，**黨軍隊就敗北？
姜瑞元看不出個頭緒，對新的進剿方案也苦無良策。楊永泰敏銳地窺測到了主君的心病，他感到自己的機會來了。
楊永泰認真分析了前三次姜瑞元徵伐失敗的原因，發現其失策主要在於把赤軍看成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赤軍絕非烏合之衆，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
它的最大不同是實行了政治治軍，兵民一體，上下同心。因此必須採取新的策略才能剿滅。畢竟經過蘇俄的赤化洗腦，並且赤軍的一羣軍將也有着堅韌深沉的大才，赤軍本身的生存能力非常頑強。
赤軍既然靠政治起家，楊永泰就給它來個“政治剿匪”。因此這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奇策就新鮮出爐了。
在姜瑞元一籌莫展時，楊永泰派人呈遞了一份“萬言書”。這使得苦思良策的姜瑞元眼睛爲之一亮，急切地打開信札讀了起來。
楊永泰的“萬言書”寫道：“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先生對我知遇之恩，我當爲先生爲**肝腦塗地，在所不辭。近聞先生日夜殫心竭慮，思考如何撲滅紅（men）問題，我隨先生四年，深知先生爲黨爲國至誠如斯。”
姜瑞元感佩楊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難時，還是楊永泰能體諒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楊永泰陳述了自己對於滅赤的意見：“吾隨先生出師，細觀察江西諸地，漸覺紅（men）不足爲慮。所難之點爲紅（men）與匪區民衆結爲一家，兩者合作，實爲一嚴重問題。民衆與紅（men）結爲一家，在吾於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衆爲紅（men）所利用。而他於紅（men）諸項方針政策，一富煽動性，二富實效性，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撲滅紅（men），必須使用新的謀略。”
楊永泰的這幾句話一下子說到姜瑞元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楊永泰面對這種局勢提出的應對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衆管理，加強對匪區民衆宣傳，澄清吏治，（*）使土豪惡霸橫行鄉里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衆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
“這樣，漸使匪區民衆日益脫離紅（men），不爲紅（men）所左右。爲此目的，即滅赤也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紅（men）實行嚴厲的圍剿，（*）使除惡（*）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
“吾認爲，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滅赤爲政治滅赤，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同時，於此次滅赤中，中央尚還須進一步執行削弱異已強幹弱枝的削藩政策，以期圍剿完後，紅（men）既除，中央力量更爲強大。”,
這其實和華聯削弱統治區域內赤化問題的手段大同小異，就是重視對農村地區的幫助和引導，避免他們全面倒向紅（men）。政權真正難以控制的是邊緣的鄉村，在大城市裏有駐軍，工人反倒翻不出什麼大浪來。
最怕的就是紅（men）在邊遠地區發展軍事力量，像蟑螂一樣活下來，一旦你稍加忽視，就會氾濫成災。
姜瑞元邊讀楊永泰的“萬言書”，邊點頭稱是。讀完之後，他立即喚來侍衛官：“通知楊參議馬上來見。”
不多時，楊永泰驅車來到。姜瑞元迎於（men）前，執禮相待：“君之長篇宏論我一口氣拜讀了。楊參議真乃我管仲、諸葛。前番參議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參議又一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滅紅（men）已爲期不遠了。楊參議真乃不可多得之士。姜某怠慢參議之處，萬望海涵。”
經姜瑞元一番誇獎，楊永泰倍加受寵若驚。他知道自己真正飛黃騰達的日子到來了，以前雖然屢出奇計，但因爲政學系關聯，始終無法真正成爲首席謀主。
此時的姜瑞元已經決定重用楊永泰。1932年4月，他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滅赤”軍事會議，提升楊永泰爲鄂豫皖“滅赤”司令部祕書長，令其隨行前往武漢。
這樣，楊永泰正式成爲姜瑞元的帳前軍師，**軍之中的首席謀主。
5月21日，姜瑞元親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同時召開鄂豫皖湘贛五省“滅赤”軍事會議，調集兵力進攻全國各地赤軍，重點進攻紅（men）鄂豫皖赤區和中央赤區。
6月18日，姜瑞元在廬山再度召開鄂豫皖湘贛五省軍事會議。會上，他高聲強調：“滅赤不能專靠武力，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這樣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被姜瑞元正式確定爲新的剿匪方針。楊永泰的此次計策是一個非常毒辣的謀略。姜瑞元忠實地按照楊永泰的設計執行，立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中顯示了威力。
就算沒有張國燾的指揮錯誤，紅（men）因爲本身的先天性劣勢，在政治上缺乏大義，始終無法適應姜瑞元的新策略。更是未能採取任何相應的應變措施，致使赤軍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退去。
姜瑞元看到楊永泰的策略發生效力後，大喜過望，對楊永泰更加言聽計從。他立即移營江西，全力“圍剿”中央赤區。
1933年2月6日，姜瑞元親任江西“滅赤”總司令。5月7日，他改行轅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任命楊永泰爲南昌行營祕書長。
南昌行營全稱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設於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剛成立時，設辦公廳和一、二、三、四廳。辦公室主任爲熊式輝個廳的廳長分別爲賀國光、劉興、晏道剛、朱懷冰。楊永泰到南昌行營任祕書長後，便決定對南昌行營進行改組。
但工於心計的楊永泰表面上卻裝作謙謙君子，並不輕舉妄動。他在等待時機的成熟。
在姜瑞元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他親自徵詢楊永泰對行營組織的意見。楊永泰知道機會來了，但又不便當着許多軍政大員發表意見，便話裏有話地回答說：“我初來，情形不清楚。”
姜瑞元自然聽出了楊永泰話裏的深意，會後單獨召見。任由楊永泰將改組南昌行營的設想和盤托出。聽後大喜，姜瑞元當即同意按照楊的意圖，將四個廳縮爲兩個廳，第一廳廳長仍由賀國光但任，主要負責軍事。
而第二廳廳長由楊永泰兼任，主要負責黨政經濟，另外熊式輝仍舊任辦公廳廳長。
這樣，南昌行營由原來的五個廳減爲三個廳，楊永泰掌握了行營黨政經濟大權，爲具體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效力。
楊永泰爲姜瑞元準備第五次“圍剿”出謀劃策，全權總攬政治事（*）。南昌行營內部，政治廳處林立，皆爲“七分政治”效勞。楊永泰負責的第二廳，專營“政治滅赤”。所以南昌行營上下又稱楊永泰爲“七分廳長”。,
第四次“圍剿”準備不充分，姜瑞元並未得手。儘管如此，已經無關大局，他對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並沒有動搖，而馬上組織第五次“圍剿”，調集50萬重兵對付江西中央赤區。
楊永泰提出的計策，姜瑞元終於在第五次圍剿中給予充分地發揮和運用。
在新聞宣傳方面，楊永泰主持的南昌行營二廳，命令組織求是通訊社，專辦行營新聞發稿工作。他規定，標語、傳單，均須照行營頒發的各級宣傳提綱或“剿匪手冊”精神去寫，不得另行編撰。
凡南昌出版的報刊、文稿，都要先經行營審查許可，方得付印。外地駐南昌記者拍發的電訊稿，必須送審覈準，才能發出。
不僅如此，楊永泰還組織了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爲“剿匪”前線的文藝標兵。一時間，這兩文藝組織搞得非常紅火，令姜瑞元十分高興。
同時，姜瑞元接受楊永泰的建議，在南昌行營召開的五省“剿匪”軍事會議上，把《明夷待訪錄》、《曾國藩剿捻事蹟》和《汗血月刊》等書刊雜誌，下發給與會軍事將領，責其認真寫出筆記送閱，並隨時派人考察，以從思想上體會“剿匪”的政治意義。
在地方統治方面，姜瑞元接受了楊永泰提出的實行軍人**的建議，明令“圍剿”軍隊總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隊防地行政官吏，可以變更地方政治設施，可以改組**黨黨部或停止其活動。
只要對“圍剿”軍事有利，各路軍總司令都可以斷然採取措施。楊永泰還建議，在“剿匪”區內，強化縣長權力，由縣長兼任縣保安自衛隊隊長的執法官，擁有生殺權，並且不受縣黨部執監委員牽制。
這是商鞅變法中的手段，強化保甲組織，嚴厲實行連坐制，對根據地民衆實行所謂“軟化、分化、感化”政策。
更高妙的是楊永泰建議姜瑞元對蘇區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黨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各省黨部以及基層黨部、各地鄉紳，組成一個嚴密的網絡系統，要與紅（men）的赤軍打一場“經濟戰”、“政治戰”和“立體戰”。
姜瑞元在第五次“圍剿”過程中，大力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新方針，同時採用陳誠提出的“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修築碉堡、逐步推出”的戰略戰術方針，調集100萬軍隊進攻赤區，給赤區造成極大困難。
在這種全面壓倒性的佈局之下，赤軍沒有能夠擊破第五次“圍剿”，被迫從江西赤區撤離，進行戰略轉移，使**軍終於成功清除了來自通知區域內部的隱患，得以全面專注於備戰抗日。
楊永泰因謀劃“滅赤”有功，當選爲**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聲勢顯赫一時。
第三百三十八章江西剿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