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瑞金醫院胰腺外科重症監護室,清晨六點。

四十九歲的患者沈國華躺在病牀上,腹部因爲大量腹水高高隆起,像懷胎七月的孕婦。他的皮膚和眼白已經泛黃,這是梗阻性黃疸,胰腺腫瘤壓迫膽管所致。監護儀上的數字並不樂觀:心率112次/分,血氧飽和度92%,體

溫38.5℃。

妻子周敏握着他枯瘦的手,眼睛紅腫。過去三個月,他們輾轉帝都,魔都,得到的結論都一樣:晚期胰腺癌,肝轉移,預計生存期三到六個月,已經沒有什麼方法有效,沈國華從160斤瘦到不足100斤。

“沈先生,周女士。”科主任陳主任帶着一位年輕醫生走進來,“這位是剛從南都三博醫院進修回來的李醫生,他帶來了一個新方案,或許有效。”

或許有效?

這對沈國華來說,就是救命稻草。

李醫生是第一批K療法三博培訓班的中國學員之一,他詳細解釋了治療原理,可能的免疫反應,以及最關鍵的一點:成功率。

“K療法沒有治療胰腺癌的先例,不久前纔剛剛轉向胰腺癌,實際成功率未知,根據現有的理論數據推測,K療法對胰腺癌的總體有效率約35%,完全緩解率不會到5%。沈先生的情況更復雜,已經出現肝轉移和黃疸,有效率

可能更低,估計在15%到20%之間。”李醫生的語氣平靜而坦誠,“而且,因爲腺病毒需要經過肝臟代謝,您目前的肝功能狀況可能影響藥物分佈和療效。

沈國華的聲音虛弱但清晰:“不做的話,我還有多久?”

“很難精確預測,但以過往的經驗,可能一到兩個月,同樣這是理論預測。”

“做的話,最好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有效,腫瘤可能縮小,黃疸緩解,疼痛減輕。最好的情況是獲得手術機會,但概率很低。”李醫生沒有美化,“最壞的情況是治療無效,或者引發嚴重免疫反應,加速病情進展。”

周敏眼淚又湧出來:“李醫生,我們願意試,多少錢我們都......”

“費用不是問題。”李醫生打斷她,“沈先生作爲難治性病例,治療費用由他們的科研基金承擔,我們現在需要決定的是治還是不治。”

沈國華看着天花板,沉默了足足一分鐘,監護儀的滴答聲在病房裏格外清晰。

“治!”他最終說,“15%的機會,也比如等死強,伸頭一刀縮頭一刀,不如拼一把。”

“好,那我給你安排!”李醫生說。

沈國華的血紅蛋白只有78g/L,白蛋白28g/L,肝功能多項指標異常,總體情況非常不樂觀,不適合做任何對身體有打擊的治療。

但是K療法比起其它治療方案,他對患者的耐受能力要求很低,而且K療法需要大量患者來驗證它最終的邊界在哪裏。

中午十二點,南都三博研究所遠程會診中心。

楊平、宋子墨、徐志良、唐順、陸小路以及遠在清華的陳永年院士,通過視頻連線共同會診。沈國華的全部數據:基因測序、影像資料、生化指標同步顯示在大屏幕上。

“腫瘤細胞確實高表達那個罕見受體,這是好消息。”楊平指着靶點檢測數據,“壞消息是,他的中和抗體檢測顯示對腺病毒5型有高滴度預存免疫。如果使用標準制劑大部分載體可能在進入腫瘤前就被清除。”

陳院士調出混合載體庫的數據:“他同時對腺病毒26型和35型抗體陰性,我們可以用26型載體,這是我們改造後靶向性最好的版本之一。但問題是26型載體的生產工藝還在優化,目前只有實驗室級產量,只夠一次治療。”

“一次機會。”宋子墨沉吟,“如果失敗,就沒有第二次嘗試的可能。”

徐志良補充:“而且......新載體......的長期安全性數據不足,雖然......動物實驗顯示良好,但人體......應用還是首次。”

大家面對着醫學創新中最常見的倫理困境:是用還不夠成熟的新技術去拯救一個幾乎沒有其他希望的患者,還是等待更多驗證,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個時候?

“楊教授,您決定。”陳院士最終說,“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術。”

對於新的K療法,陳院士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原材料”供應商而已。

楊平看着屏幕上沈國華的影像資料,腫瘤像一隻邪惡的八爪魚,盤踞在胰腺頭部,觸鬚已經伸向肝臟、侵犯血管。這是一個典型的、教科書式的晚期肺腺癌病例,代表着實體瘤治療中最堅固的堡壘之一。

“用新載體。”楊平的聲音很平靜,“需要提前準備好免疫抑制預案,預防可能的細胞因子風暴;告知患者和家屬,這是全球首例使用該載體的治療,風險未知。”

決定作出後,陳院士立刻安排將實驗室僅有的兩瓶26型載體制劑通過專機送往南都,製劑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將利用26型載體基因重組K製劑。

爲了方便治療,沈國華從魔都瑞金醫院被轉送到三博研究所,李醫生跟着一起來到研究所。

五天後,治療開始。

沈國華已經簽完了厚達十二頁的知情同意書,其中三頁專門說明了新載體的實驗性質。他的眼神很平靜,甚至有一種奇異的解脫感,至少他在爲活着戰鬥,而不是被動等待死亡,對一個絕症患者來說,希望,哪怕是一絲絲,

也非常重要。

楊平讓李醫生來治療沈國華,這是他的患者。病房裏,大家嚴陣以待。

“沈先生,我們要開始了。”李醫生說,“過程就像普通輸液,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您可能會發燒、發冷、肌肉痠痛,這是藥物的副反應,對於這些副反應,我們已經有經驗應對,它是可控的。”

沈國華點點頭,閉上了眼睛,藥液順着靜脈留置針,進入他的血管。

治療二十分鐘,嚴密觀察七十二小時。這七十二小時,對沈國華是生死考驗,對楊平團隊是技術驗證,K療法開始挑戰“癌王”了。

全球各地,第一批從三博培訓班結業的學員,開始了他們回國後的第一例獨立治療。

巴西聖保羅腫瘤中心,卡洛斯醫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難題。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歲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腫瘤已經轉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標準流程,卡洛斯在治療前做了腺病毒抗體篩查,結果發現患者對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體陽性。

“這意味着所有現有載體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對患者家屬解釋,“我們可以嘗試用免疫抑制劑預處理,降低抗體水平後再治療,但這會增加感染風險。”

患者的女兒,一位三十出頭的律師,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醫生,這種療法在巴西還沒有正式獲批上市,僅僅是臨牀試驗,如果我母親治療效果不好,我們可以起訴醫院或中國的技術方嗎?”

卡洛斯愣住了,在訓練營,他們學過技術、學過操作、學過併發症處理,但沒人教過他們如何面對這種不信任,這已經不屬於技術上的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

“治療前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已經說明了所有風險。”他儘量保持專業,“但作爲醫生,我必須告訴您實情:任何治療都有不確定性,尤其是創新療法的實驗治療。”

最終家屬決定暫時放棄治療,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診室,心裏五味雜陳,在培訓班他們討論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現實裏,第一道關卡卻是信任。

同樣的問題在印度孟買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拉吉夫醫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貧寒的結腸癌晚期男性。按照普惠框架的階梯定價,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約合3000美元????這對一個印度農村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醫生,我們賣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錢的東西纔可以湊出這筆錢。”患者的兒子說,“但如果我們花了這麼多錢,我父親還是走了,那我的弟弟妹妹們就什麼都沒有了。”

拉吉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培訓班教了他醫學,但沒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價值,如何在一個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貧的情況下,建議他們承擔治療風險。

他打電話給南都的培訓班的老師宋子墨,電話那頭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拉吉夫醫生,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廣中最現實的問題。我們能做的,是確保治療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數據真實透明,讓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

信息下做選擇。至於選擇本身,那是每個家庭的權利和命運。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掛斷電話後,拉吉夫看着診室外排隊的幾十個患者。他們眼中都有同樣的對生的渴望。而他手中的K療法,對一些人可能是希望,對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負擔。

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拉吉夫心中默唸這句話。

最終,患者家屬放棄治療,他們認爲不值得。

蘇黎世會議十天後,歐盟委員會衛生總司發佈了一份長達八十頁的《關於特定突破性醫療技術數據跨境傳輸的臨時指導原則》。

這份文件沒有修改GDPR,但創設了一個特殊通道:對於經過嚴格評估的,能顯著改善無藥可治患者生存的創新療法,允許在滿足以下條件時進行必要的數據跨境傳輸:

數據接收方必須通過歐盟的數據安全認證;

傳輸的數據僅限於臨牀決策必需的最小範圍;

設立聯合監督委員會,歐方擁有數據訪問的實時監控和一票否決權;

所有數據在歐盟境內必須有完整鏡像存儲;

三年後重新評估,根據技術發展決定是否延續或修改。

這是妥協,但也是突破。”溫莎女士在電話裏對黃佳才說,“接下來就看你們能否滿足那些苛刻的認證條件了。”

黃佳才立即組織團隊研讀文件細節,認證條件確實苛刻:需要建設符合歐盟標準的數據中心,僱傭歐盟認證的安全專家,接受每季度一次的不預先通知審計,以及承擔高昂的合規成本。

“初步估算,完全滿足這些條件,每年的額外成本在2000萬歐元以上。”財務總監報告。

“投入!”黃佳才毫不猶豫,“這不是成本,是門票,而且,如果我們能成爲第一個通過認證的非歐盟醫療技術公司,這個認證本身就會成爲品牌資產,我們要走向世界,必須學會與不同的市場打交道,堅持我們的原則的同時

要熟悉尊重對方的規則。你們反過來看,爲什麼那些跨國巨頭可以在我國遊刃有餘?而我們向外拓展時往往步履艱難,因爲我們大多數企業缺乏全球視野和全球能力。”

他更在意的是第四條:數據鏡像存儲。

這意味着需要在歐洲建設一個與南都主數據中心實時同步的鏡像中心。技術上可行,但意味着所有歐洲患者的完整數據都會在歐洲境內留底。

“楊教授,從科研角度,這會有什麼影響?”黃佳才電話裏問。

楊平正在分析沈國華治療後的第一批數據,頭也不抬:“只要我們能實時訪問治療決策需要的核心數據,科研需要的匿名化數據也能定期獲取,就沒有影響。而且,數據存儲在歐盟,可能增加歐洲研究機構參與分析的意願,

從長遠看也許是好事,有些原則我們必須堅持,但是有些事情我們不能太狹隘。”

“你不擔心數據被濫用或被用於開發競爭性技術?”

“如果因爲一點數據就會失去技術上的主導權,那麼我們是否反思自己的技術門檻是不是太低?”楊平終於抬起頭,“再說,如果歐洲科學家能用這些數據開發出更好的療法,受益的是全世界的患者,這不就是我們最初的目的

嗎?”

黃佳纔看着楊平,再次感受到那種純粹。

在這個人人都想建立壁壘、保護知識產權的時代,楊平想的依然是“怎樣對患者最好”。

“好吧。”黃佳才說,“那我們就在法蘭克福建鏡像中心。不僅要建,還要建得比他們要求的更好,讓它成爲中歐醫療科技合作的標誌工程。”

一週後,銳行與德國電信旗下數據中心達成合作,啓動法蘭克福鏡像中心的建設。溫莎女士的基金會提供了部分資金支持,並促成了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等頂級研究機構作爲學術監督方參與。

與此同時,歐洲醫藥局(EMA)啓動了針對K療法的全面評估,計劃儘快開戰全面臨牀實驗。與之前猜測的不同,這次評估格外迅速,部分原因是歐盟內部多位高層人士的親屬正在等待治療。

評估報告草案很快流出,結論總體積極,但提出了十七項改進要求,其中包括:增加歐洲人羣的長期安全性數據;優化載體以?少肝臟首過效應;開發應對預存免疫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及建立歐洲獨立的不良反應監測委員

會。

這些要求與楊平團隊正在解決的問題高度重合。黃佳才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是EMA內部有高人指點,他們提出的不是阻礙性的要求,而是建設性的改進方向。

“這是好事。”陳永年院士在聯合分析會上說,“說明EMA的專業人員真正理解了技術,他們的要求是爲了讓療法更完善、更安全。如果我們能逐項回應和解決,不僅會獲得批準,還會贏得歐洲醫學界的尊重。”

於是,一項項改進計劃被制定出來:在歐洲啓動千人長期安全性研究;加速混合載體庫的臨牀轉化;邀請歐洲專家加入不良反應監測委員會......

“有時候,最嚴格的監管,反而會成爲技術進步的最佳推動力。”黃佳纔在給全體員工的信中寫道,“因爲它逼着我們做到最好。”

I/L

沈國華接受治療後的第七天。

這七天像坐過山車。治療後的第二天,他出現了預料中的免疫反應:高燒到39.8℃,寒戰,肌肉劇痛。醫生使用了激素和退燒藥控制症狀。第四天,發燒消退,但黃疸加重,總膽紅素從治療前的187umol/L?升到312umo

“肝臟炎症反應。”李醫生向楊平彙報,“載體在肝臟的滯留引發了免疫攻擊,雖然是暫時性的,但加重了原有的肝功能損害。”

第五天,沈國華開始出現肝性腦病的早期症狀:意識模糊,時空定向障礙。這是危險的信號,意味着肝臟解毒功能嚴重受損。

楊平緊急召開會議討論,是否繼續支持治療,還是轉爲姑息治療減輕痛苦?這是個艱難的抉擇。

“從腫瘤角度看,治療可能正在起效。”宋子墨調出最新的PET-CT影像,“胰腺原發竈的代謝活性下降了30%,肝轉移竈也有部分應答。但肝臟本身受損嚴重,這可能抵消腫瘤治療的好處。”

“如果我們現在......停掉免疫支持,讓.....肝臟休息呢?”徐志良提議。

“那可能讓免疫系統攻擊正在凋亡的腫瘤細胞,引發更嚴重的全身炎症。”楊平盯着數據,“我們現在走在鋼絲上,兩邊都是懸崖。

就在這時,患者的妻子周敏過來找楊教授:“楊教授,我丈夫剛纔清醒了幾分鐘,他讓我告訴您:繼續治。他說,如果註定要死,他寧願死在戰鬥的路上,而不是等待的牀上。”

這句話讓會議室沉默了。

“而且,”周敏繼續說,“今天早上抽血時,護士說我丈夫的血液顏色比前幾天淡了一些。我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但也許......也許情況在好轉?”

楊平立即調出最新的血常規數據。果然,沈國華的血紅蛋白從78g兒回升到85g/L,網織紅細胞計數開始升高,這是骨髓造血功能改善的跡象。

“腫瘤可能正在消退,對骨髓的抑制減輕了。”楊平快速分析,“如果肝功能能撐過這個急性期,也許真有轉機。”

他做出決定:加強肝臟支持治療??血漿置換清除膽紅素,人工肝輔助系統減輕肝臟負擔,同時繼續維持適度的免疫監測。這是一套昂貴而複雜的支持方案,每天費用超過五萬元。

“費用怎麼辦?”李醫生遲疑。

“全部由銳行承擔。”楊平說,“沈先生是在爲所有類似患者探路,他的治療都在爲我們積累寶貴經驗。錢不是問題。”

第七天晚上,奇蹟出現了。

沈國華的黃疸開始消退,總膽紅素從峯值下降到276mol/L。意識狀態改善,能認出家人。腹部超聲顯示,腹水量沒有繼續增加。

更重要的是,腫瘤標誌物CA19-9從治療前的12800U/mL下降到8700U/mL??雖然仍然很高,但這是確診以來的第一次下降。

“腫瘤應答了。”李醫生在電話裏聲音激動,“雖然肝臟損傷嚴重,但治療確實在起作用!”

這不是最終勝利,甚至距離勝利還很遠,但至少證明,新載體對這類難治性胰腺癌確實有效,不管效果有多大,總算是邁出第一步。

楊平沒有歡呼,他盯着沈國華最新的單細胞測序數據,發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經過治療存活下來的腫瘤細胞,表面標誌物表達發生了變化,似乎出現了適應性抵抗。

“腫瘤在學習。”他對團隊說,“它們在被攻擊後,改變了表面特徵來逃避下一次攻擊。這意味着如果沈先生能度過這一關,未來的治療可能需要調整策略。”

“但我們至少證明了這條路是通的。”宋子墨說。

“是的。”楊平終於露出微笑,“這就夠了。”

沈國華病情穩定的消息傳來時,黃佳纔再次來到三博研究所。

“沈國華的治療費用,目前已經超過八十萬。”黃佳才說,“如果算上整個支持團隊和資源,可能超過一百五十萬,而成功率,仍然可能低於20%。”

“所以你認爲不值得?”楊平問。

“不,我認爲值得。”黃佳纔看着他,“我只是在想,當K療法未來惠及成千上萬患者時,人們只會記得成功的案例,不會記得像沈先生這樣的開拓者付出的代價,不會記得那些失敗案例中家庭承受的痛苦,不會記得醫生們面

對不確定性時的掙扎。”

楊平沉默了一會兒:“醫學進步從來不是線性的,每一個成功案例背後,都有無數次的嘗試、失敗、調整。我們能做的,是讓每一次嘗試都有價值,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因爲失敗的數據往往比成功的數據更有價值。”楊平繼續說,“它告訴我們邊界在哪裏,問題在哪裏,下一步該往哪裏走。沈國華的病例,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已經爲我們指出了需要改進的方向:降低肝臟首過效應,應對

腫瘤適應性抵抗、優化肝功能不全患者的支持方案,如果這次成功,證明普通的靶點也能幫助K療法擴大適應症,而不是需要向骨肉瘤那樣的穩定的靶點。所以任何腫瘤,在暫時沒有找到特異性的穩定靶點之前,可以利用普通靶

點來解決問題。”

“吳德昌的開源平臺,昨天發佈了第一個工具模塊。”黃佳才換了個話題,“腺病毒載體基礎構建方案,完全開源,已經有六家國內研究機構開始基於這個模塊開展工作,估計國外也很快會跟進。”

“這是好事。”

“你就不擔心嗎?”

“擔心什麼?”楊平反問,“擔心有人做出更好的技術?如果真的做出更好的技術,說明我們的技術不行。”

黃佳才笑了笑:“楊教授,有時候我覺得,你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我只是個商人,一個現實的商,吳昌德和他背後的支持者可不是公平的競爭者,他們可沒有你這麼高尚,他們只是想藉此機會用仿製品來替代我們,覆蓋

我們。”

“對付財狼我也有獵槍,我不懂商業,但是在技術上,他們想仿製,想利用不正當的手段來對付我們,註定是失敗的,我還是那句話,他們低估了K療法的技術含量,也低估了我保護自己的技術的能力,如果他們真的想這樣

走下去,到時候一定會頭破血流,弄不好他背後的支持者會遇上災難性的信譽自毀。”楊平根本不着急。

黃佳才一愣,對於天才的思維,他是不懂的,但是黃佳才相信楊平說的話。